【梁紅星】外邊的世界很精彩-梁紅星海外稅務經歷紀實——去幾內亞打稅務官司

幾內亞共和國位于非洲西部,西瀕大西洋,北靠幾內亞比紹,東接科特迪瓦,距離它較遠的幾內亞灣東南角還有一個國家叫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曾為法國殖民地,1958年宣布獨立,官方語言是法語,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幾內亞國小人少,資源匱乏,極度貧窮,經濟上主要依賴外國的援助,對中國很是倚重。2014年西非發生的那場埃博拉病毒,讓幾內亞出了名,這才被中國廣為人知。幾內亞的第二任總統蘭薩納·孔戴(Lansana Conté)是靠軍變上位的,連任總統24年(1934—2008年)。在其晚年,重病纏身,已無法在公眾場合露面,但其仍不肯放權。官僚腐敗,民怨已深,時常動亂。

2006年9月底,我正在剛果金出差。在一個星期三的上午,我被告知“幾內亞華為出大事了,被稅局告上了法庭,辦公室已被查封”。命我必須在該周星期五下午前趕到幾內亞,去法院應訴,我立刻會同剛果(金)當地法務經理啟程。他曾在中國留過學,學的是法律專業,剛果(金)的官方語言也是法語。剛果(金)與幾內亞雖然相距并不遠,但是沒有直達的航班。為了趕時間,我們只好乘坐小游艇,渡過剛果河,先到剛果(布),再乘機飛到馬里,然后再從馬里轉機到科特迪瓦,最后從科特迪瓦飛抵幾內亞,幾經周折,耗時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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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出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機場,就看到華為辦事處的財務經理張浩,他和當地司機早已在出口處等候我們了。此時已經是星期五的中午了,我們迅速坐上了一輛破舊的越野車,在塵土飛揚的道路上急速前行,直奔當地法院。法庭在一棟破舊的樓里,法官及稅局官員都穿著制服,正襟危坐。我與法務經理兩天來不間斷的旅途奔波,還沒有來得及換衣服。我穿的短袖上衣和旅游短褲,汗漬斑斑。法務經理更是奇葩,他還穿著一雙涼拖鞋。我倆一副疲憊不堪的囧相,與法庭應訴的嚴肅氛圍大相徑庭。幾內亞雖然落后,但還是延用了法國舊時的法律體系,形式做派。一位稅務官員舉著一本厚厚的合同影印本,振振有詞地說了一大堆話,隨后法務經理給我做了翻譯。我馬上理解到,他們說華為總部與幾內亞運營商簽的是總包合同(包括離岸設備銷售和在岸服務),因此華為中國總部構成當地一個居民納稅人(PE),要對合同總額征稅。那位官員夸張地伸出兩個手掌,對著我們正反翻動,重復了兩次。我注意到他的手心和手背顏色不同,一黑一白。我隨即明白,他是要我們交納40萬美金的稅款,這還不包括罰款和滯納金。這簡直就是顛倒黑白,獅子大開口!我倆隨即做了倉促地應答。在輾轉飛往幾內亞的路上,我就給法務經理定下了兩個“堅持”原則:一是堅持積極配合法院的要求,找各種理由反駁;二是堅持不輕易認輸,爭取時間找證據。好在這次法庭的庭審,僅僅是開頭的一個形式過場,很快就宣布休庭,我們被告知要等到下個星期再審。

當我們趕回當地華為辦事處時,才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幾內亞華為辦事處租了當地一個公寓樓,一、二層為辦公室,三、四層為員工宿舍和生活區。科納克里的稅務警察已經將公寓樓的入口用木板釘死了,還貼上了封條。員工們已經無法正常上班,但是他們的生活還得繼續,因此他們只能從樓后面的窗戶翻進去,夜里進樓回屋睡覺。我們立刻驅車趕到中國駐幾內亞大使館和經商處求救。隨即,經商處的劉參贊就帶著我和辦事處的代表去幾內亞的外交部進行交涉。劉參贊非常強勢,義正言辭地說道:“華為的稅務案正在審理中,非洲總部也派專人來解決,你們應該首先保證中國員工的生活安全,請立刻打開大門,我們不想讓此事升級為兩國之間的外交事件”。迫于中國外交官的強硬施壓,第二天,幾內亞稅務警察就給我們解了封,開了門。我們立刻體驗到:“祖國強,外交官的話就有力量,祖國強,我們遠在異國,也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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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幾內亞復雜繁瑣的司法程序,我們想找一個比較好的律師事務所幫助打這個官司,我們馬上就去拜訪當地的“四大”。當地的“四大”了解到我們已被封門歇業,官司已經打到了法院,而且當時華為剛剛進入幾內亞市場,也不太知名,他們都不愿意接手這個案件。由于時間緊迫,當地員工推薦了當地一家律師事務所,我們無奈,只好接受。我們請該所律師盡快準備舉證文件,積極應對后續的法院庭審。為了盡快推進解決該稅務案,華為西非地區部的財務總監武明宇也從尼日利亞飛到了幾內亞,與我一起進行現場指導工作。在與所聘律師討論過后,武總,當地代表和我一致認為,目前的稅務官司過去沒有相似的案例,若純粹在法庭上爭辯,將會陷入曠日持久、耗時費錢的局面。最好的辦法是力爭得到幾內亞財政部的幫助,讓他們盡快給我們華為下發一個正式的免稅函,這樣基層稅務局征稅就徹底沒有了依據,法院就可以撤訴。當地代表處一旦擁有了這個“免死牌”,今后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

我們立刻再次向中國大使館求助,大使他給我們介紹了一位當地很有影響力的華商。這位華商與幾內亞總統及相關的政府高官都有著很好的私人關系,由此,我學會了一句典型的法語表述,形容鐵哥們的關系,“在同一個盤子里吃肉”。很快,這位華商為我們約好了拜訪幾內亞財政部副部長兼稅務總局局長的時間。那天上午,沿著科納克里的海岸線,我們驅車前往幾內亞的財政部。下著大雨,一路泥濘,海邊礁石嶙峋、風大浪高,宛如我們當時的心境。不一會兒,我們就到了一個很舊的政府辦公樓,我與代表處的代表及翻譯走進了大樓,見到了幾內亞的最高稅務長官。經過簡單的相互介紹,我就直奔主題,從專業上強調了三點。第一,雖然華為總部與幾內亞業主簽訂的是總包合同(包括中國設備銷售和當地服務),但是我們當地華為公司,只做服務,不做任何設備的轉銷售,中國總部也只將設備銷售給幾內亞的唯一業主(幾內亞國有運營商)。華為幾內亞當地公司與中國華為總部是兩個不同的法人,各交各稅,互不相干。第二,我們的總包合同是包稅合同(即業主將承擔所有相關的稅款),如果就合同核定征稅,那么我們就要求加價,再向業主索賠,羊毛出在羊身上。第三,我們這種總包合同模式,在西非、甚至在整個非洲都是這樣的,這是國際稅收的通行做法,其他國家都沒有向華為總部核定征稅,為什么只有幾內亞要征稅?當地代表接著我的話,又馬上補充了二點。一是我們華為當地公司剛進入幾內亞,現在正在給業主做設備更新和網絡建設,你們的基層稅局先是無故封門,再是威脅補稅,這樣下去,會嚴重影響相關服務的進度,甚至總部會考慮撤出幾內亞市場。二是華為正在考慮給幾內亞一所大學捐贈一批電信設備和物資,如果這樣對待華為,我們將考慮終止捐贈。我與代表對視了一下,真是心有靈犀,神助攻!那位局長也是一個聰明人,顯然見過世面,明白大局。他很清楚,幾內亞現在是一貧如洗,全靠國外援助維系,中國還是大頭。業主是幾內亞的國有企業,哪有繳稅的預算?幾內亞舊的電訊系統,動不動就斷網,手機沒信號,幾經癱瘓,全國都在抱怨。西方的電訊服務商,嫌活苦錢少,早就撤出了幾內亞,現在只能依賴華為當地公司來救急。另外,幾內亞那所大學的電信設備捐贈項目,那可是總統的面子和選票,早在各大媒體做過大肆宣傳,若華為終止捐贈,該如何向社會公眾解釋?又如何給總統交代?他更清楚,現在國家財政虧空,政府四處找錢,基層稅局就是編著花樣,試圖敲詐新來的華為公司罷了,根本就沒有什么稅法依據。同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我們會據理力爭,還帶來了現實強大的壓力。于是,稅務局長馬上明確表態,這件事情他們會盡快研究解決。但也提醒我們,當地華為公司的服務絕不能停,還要加速完成。另外,他還特別強調,華為的捐助要信守承諾,盡快到位。隨即,他指著參會的一位較年輕女官員說:“具體事宜,以后您們就找她吧”。趁熱打鐵,隨后幾天,我們每天都來找那位女官員,強烈要求財政部盡快下發一個正式的免稅函。那位女官員總是推脫說:“要批文,不容易。要開會,還要搞定很多上司。”最后她伸出一只手,張開五個指頭,意思要5萬美金。她還解釋道:“我的兒子現在法國留學,急需這筆錢,你們要幫我”。我用剛學會的法國式幽默回答她:“你想讓我們給你捕捉一頭大象,做不到,那是違法的。我們可以送你兩只小山羊,我們是朋友了,應該幫忙”。一個星期后,正好是當地穆斯林隆重的宰牲節。我們就在市場上買了兩只山羊,去到這位女官員的家里慶賀節日,這位女官員滿心歡喜,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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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幾內亞稅務總局出面給下面的基層稅局打了招呼,當地法院也就沒有再傳喚我們去庭審。基層稅務局缺倍感憋屈,一計不成,又施一計。不知他們從那里搞到了我們與房東的租房合同,要求我們補交房產的印花稅(類似中國的租房要交稅,一般都由租戶承擔,再由房東向當地稅務局交納)。原來房東為了少繳稅,搞了一份陰陽合同,與我們當地公司簽訂的合同金額大,給稅務局申報繳稅的合同金額小。基層稅局終于抓到了這個把柄,要求我們不但要補稅,還要交納大額罰款和滯納金。我和武總馬上意識到,若不讓基層稅務局收一點稅,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以后我們當地公司也將無法持續正常的工作。

有一天,在我們代表處的一層大會議室里,基層稅局來了七個人要與我們開會談判,其中兩個還是持槍的稅務警察。我們參會的有武總、張浩、法語翻譯和我。當地基層稅局還是那副以往的強勢派頭,勒令我們馬上補稅,同時繳納滯納金和罰款,不然就要再次封門,法庭見!我也毫不示弱,讓翻譯一字一句地翻譯:“只交稅款,絕不交罰款和滯納金!”那些稅官還是車轱轆話,不斷地重復威脅我們。我再次強調:“合同金額小了,是房東的錯,你們去找房東,我們愿意繳稅,這是最大的讓步!”。最后,這幫稅務官員開始胡攪蠻纏,耍狠了,那兩個稅警也特意將槍托狠狠在地上掂了掂!我一急,也耍了一把狠,用我剛學會的法語說:“我和你們的頂頭上司剛在一個盤子里吃過肉,不怕您們”,隨即,我憤怒地把那份租房合同甩在桌子上,說了一句中文“我們走,不談了”。我要求所有在場的中方人員隨我離場,把這幫稅務官員直接晾在了會議室。可能是幾內亞當地稅務官員從來沒有見過我們這種強硬的陣勢,一時沒有緩過神來。過了好一陣,他們派了一人來找我們的翻譯說:“他們同意了”。等那些稅務官員們走后,武總和其他人都跑過來,一一給我來了個熊抱,武總興奮地說:“姜還是老的辣呀,老梁,實在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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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解決完基層稅局的上門催稅,我們又遇到了幾內亞大罷工的騷亂。街道上時時響起槍聲,軍方在圍堵抓捕,人們慌忙四處逃竄。我們得知,軍方已經實行宵禁,飛機停飛,政府歇業,商店關門,接著就是停水、停電、汽油斷供,每天如此。好在我們辦事處的員工不多,還儲備了很多的糧食、水和日用品,足夠我們再挺過一段時間。我們的公寓樓里有一個發電機,為了省油,每天晚上只能供應一小時的電,我們吃晚飯、辦自己的事就都集中在這個時間。當時,不知誰有一套不完整的電視連續劇的光盤,是《給我一支煙》,講的是一個美麗的葉子小姐(張歆藝飾)曲折的愛情故事。我們一幫大老爺們,每晚準時聚齊,一邊吃飯,一邊看劇,每天一集。葉子小姐成了我們每晚唯一的樂趣和期盼。“給我一支煙”也成了我們晚上見面時的問候語。我們誰帶了煙,就相互發一支。飯不太好,香味繚繞,評說葉子,我們自得其樂。等一集放完,也就不發電了,我們各自悻悻回到個自的房間,只好早早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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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晚,天氣悶熱,大家實在無聊,武總、張浩和我又無法入睡,我們就一起爬到了樓頂,準備納涼、閑聊。四處寂靜,明月高照。距我們公寓不遠處有一座清真寺,此時,傳來了嘹亮的宣禮聲。在我們公寓的旁邊是一個警察局,隨后,傳來了陣陣拷打犯人的慘叫聲。一邊是天堂的召喚,一邊是牢獄的哭喊。我們此時倍加感慨,國家亂、百姓苦。愿真主保佑,長夜盡快過去!大概又過了兩個星期,科納克里終于恢復了平靜。好事多磨,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們終于拿到了幾內亞財政部下發的正式免稅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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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已經離開了華為,回到北京與家人團聚。有一天晚上,正好《北京愛情故事》開始熱播,我一眼就認出了女演員林夏,她就是當年的那個葉子小姐。我興奮地撥通了遠在深圳的武總電話。

武明宇有些瞌睡地問:“老梁,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嗎?”

我說:“我想你了”。

老武說:“你想葉子小姐了吧?”

我激動地說“你說對了”。我告訴他《北京愛情故事》里,有個演葉子小姐的女演員。

老武說:“念念不忘,老梁,還是性情中人呀!”

我說:“哪能忘呀,在幾內亞,每個苦悶的夜晚,全憑葉子小姐相伴了!”

我們馬上聊起了在幾內亞的那些日日夜夜。老武睡意全無,我們一直嘮嘮敘敘,轉眼就到了子時。

老武說:“老梁,來深圳華為總部吧,我也想你了”。

我說:“最近有些忙,我爭取吧”

老武最后還叮嚀了一句:“你一定要來呀,見我時記得:給我一支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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