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紅星】我在惠普(中國)經歷過的哪些稅事

我在惠普(中國)經歷過的哪些稅事

梁紅星

我在北京德勤工作期間就曾服務過惠普這個大客戶。當時,歐美世界500強企業如IMB、GE、微軟、英特爾、摩托羅拉、愛立信、諾基亞、霍尼韋爾等公司剛陸續進入了中國市場。惠普(中國)進入中國比較早,其成立于1985年,是中國第一家中美合資的高科技企業。當時惠普大中華區的稅務主管是Steven Shee,他對我的印象非常很好,隨后他被晉升,將要去亞太區做稅務總監。有一天,Steven給我打了電話說:“惠普中國區現在要招一名稅務主管,你愿意來嗎?”我立刻回答道:“我愿意!”我愿意挑戰自己,再進一步拓展在外企的從業經歷。

2001年2月,我入職惠普(中國),任其中國區的稅務高級經理。惠普是由比爾·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于1939年創建的,他倆從美國斯坦福大學畢業后,從硅谷一個車庫創業起家,就以他倆的名字命名了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簡稱 HP),隨后發展出信息產品、打印及成像系統、企業計算機專業服務這三大惠普全球業務。源于美國硅谷惠普創始人獨立科研的創新精神,惠普的企業文化注重人性化,員工之間比較溫和親近,這就是被人廣為贊譽的“惠普之道”(The HP Way)。

我去惠普之前就曾聽說過“惠普之道”,其中有一個流傳較廣的故事。在惠普美國總部,企業給員工提供一個非常實惠的職工福利,就是給每個員工一定量的免費汽車加油,而且每次都是由員工自己記錄加油的數量。多少年來,加油站的總表數量和每個員工記錄的累計數量完全吻合,從無差錯。也就是說,從來沒有出現過員工多加油、少記錄的現象。因為,一個惠普的員工都將自己的記錄當作良心的刻度,視之為至高的做人信用。

在惠普(中國),我也親身感受到了什么是“惠普之道”,其核心價值觀的第一項原則就是:“相信、尊重個人,尊重員工。”在惠普(中國),沒有原始票據的財務審核制度,公司相信每個員工都能按照要求獲取真實和合格的報銷票據,員工只需要讓其直接主管審核業務的真實性后,就可在線提交報銷申請,隨即公司財務部就會自動將錢打到員工的公務卡上。當然,公司對員工的信任也是有嚴格條件和約束的。我記得我新入職時,惠普大中華區的CEO-孫振耀對新入職的員工說:“惠普對每個員工充分信任和尊重,同時,也希望每個員工不要辜負公司對你們的這份信任。如果若有員工違反公司的規定,哪怕是欠了公司一毛一分,公司也要不惜一切代價,和你打官司,追到天涯海角!”也就是說,一旦發現員工作弊,該員工就會馬上會被開除,還要被追究相關的法律責任。這是惠普公司信譽至上的原則,絕不妥協。惠普(中國)上萬員工,自行報銷,高效有序,我從未聽說過員工有違規報銷的現象。

當然,我也感受到了“惠普之道”家的溫暖和關切。那時在惠普全球實行的是彈性工作制,雖然在惠普(中國)也規定了上下班的時間,但是每個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錯峰上班,早來早走,或晚來晚走。只要不耽誤工作,上班時間足夠八小時就行。有時,員工家里臨時有急事,甚至可以在家辦公,只要保證工作效率,讓直接主管同意即可,并沒有像德勤或“四大”那樣必須嚴格遵守的既定考勤制度。那時每天早晨,在公司的茶歇室里還有特意為員工準備的熱咖啡和牛奶,冰箱里堆滿了酸奶、水果和小甜點。這樣,員工們可以在一大早匆匆趕來上班后,在茶歇室里,吃點東西,稍作修整,隨后更好地迎接一天忙碌的工作。

2001年9月,惠普和康柏宣布全球合并,借此要整合全球計算機業務。我有幸經歷了這次世界級公司合并的稅收相關事宜。為了順利推進惠普和康柏在大中國區的合并,我們專門成立了跨部門的合并小組。我負責惠普全球并購方案在中國區落實所涉及的稅收事宜,要及時提供中國稅收的相關影響和建議。比如,當時國家稅務總局考慮到企業解聘人員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固定收入,對于解聘員工取得的一次性經濟補償收入,可視為一次性取得數月的工資、薪金收入,允許在一定期限內進行平均后繳稅,這樣的稅收優惠規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減輕解聘員工個人所得稅的稅負。我給人力資源部和財務部講解對解聘人員補償金的相關稅務優惠處理,協助對解聘人員的離職補償費進行設計和計算。這對解聘人員的紓困解難,對人力資源的平穩整合起到了促進作用。

在具體并購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惠普全球復雜的投資框架。惠普全球的各個區域有二三十層的上下級結構,從最高層的避稅地,再到中間層的控股公司及導管公司,最后到最底層的業務運行實體公司,層巒疊嶂,交錯綜橫,形成了惠普全球有效稅負最低的投資架構。與惠普全球投資架構相匹配,惠普還制定了全球轉讓定價的政策和具體規定,我也開始仔細學習和認真領會。在惠普并購康柏的過程中,稅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既要凸顯惠普與康柏并購后全球業務整合的優勢,還要保證惠普原來既定的全球投資框架和轉讓定價安排的連續和穩健,這正是我們稅務專業團隊所要發揮的特有作用和能夠做出的顯著貢獻。

其中,讓我感到特別驚訝的是:像惠普這樣傳統美國高科技企業,也有全球行動前的大動員。記得每次我參加惠普全球并購視頻會議時,惠普新上任的全球CEO-女強人卡莉(Carly Fiorina),她都要號召參會人員高呼口號,振奮士氣:“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了!)。后來事實證明,惠普的全球并購的確準備的很好,各個部門分工明確,各司其責,專業化強。彼此之間緊密合作,溝通順暢。我們按照惠普美國總部規劃的時間表,有序推進,不到一年,全球并購就得以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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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普(中國),日常稅務遵從的要求非常的細致和程序化。惠普全球都要嚴格遵循一套完整、規范和復雜的內控、上報制度,要運用企業內部統一的電算管理系統(包括財稅模塊),進行數據采集,制成報表。而在當時,中國大部分的企業還是人工做賬和制表。記得剛開始到惠普(中國),一到稅收申報期,我就特別地緊張,擔心自己從系統內提取的數據會出錯,進而出現多繳稅或少繳稅的情況。因此,我需要盡快學習和了解惠普內部的電算管理系統,特別是要清楚財務模塊和稅務模塊之間的邏輯關系。即便是了解了數據之間的邏輯關系,但是對納稅數據要有準確和敏感判斷仍需要對業務的熟悉和經驗的積累。每次我從系統中提取數據、制成表單后,都要與上期稅收數據和歷史同期稅收數據進行比較分析,要弄清楚到底哪些數據有變化,這些數據變化是否合理、有依據?我就會向市場,銷售及相關業務部門求證,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就是說,稅務數據最終還是企業業務的客觀反映,只有得到業務的充分說明和事實驗證,這樣的稅務數據才是真實和準確的,我們稅務團隊才能放心和有自信。當時我需要定期、及時地向美國總部稅務團隊上報相關稅務數據并解釋相關事宜。其中就有詳細的企業所得稅核算,我需要將中國的財稅差異歸集到遞延稅款這個科目,并對相關差異做詳細解釋。而在中國,大部分企業的所得稅匯算并沒有這么細致,我原來也沒有操作過。慶幸在惠普美國總部有一個非常專業的稅務團隊,其中有一個資深的所得稅專家,他將所得稅會計的培訓膠片及相關操作指導都給了我,還不厭其煩地給我答疑解惑并作糾錯指導。就這樣,在那位資深稅務專家和總部稅務團隊的及時、必要的幫助下,我很快就學會和掌握了惠普總部稅務專業線所要求的匯報方式和說明要點。

同樣,稅務的數據也會影響到業務部門的相關運作。記得當時中國相關稅務規定:企業申報資產損失在稅前扣除,不僅需要報送資產損失相關資料,而且還要提供有資質事務所的鑒定報告。因此,我們請了一家比較有名的會計師事務所。該事務所按相關程序和要求,選了幾個北京惠普的代銷點,去實地核實相關資產損失,我沒有料到這會隨后引發一連串的內部管理問題。有些專業彩色打印機在惠普(中國)的財務處理上,已經做了核銷處理。但是我與那個事務所到了選定的惠普代理商門店時,卻發現那些已經核銷的專業彩色打印機,作為樣品或演示機(Demo)完好無缺,仍在被代理商正常使用。這實際上是“賬外賬”,盤點出的“營業外資產”。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們財務核算和銷售管理之間的脫節。我把這個問題反映給惠普大中國區的財務總監和亞太區的稅務總監,頓時引起了他們的高度重視,但是卻無意中踏入了市場和銷售部門的領地,令他們非常地敏感和抵觸。隨后,我們幾個相關部門馬上開會,梳理問題,完善和修改了相關管理制度和流程。我雖然到惠普(中國)不久,但是由稅務問題引發對惠普(中國)相關管理完善,也算是凸顯了稅務部門的作用,對公司有所貢獻。因此,我得到了亞太區稅務總監和大中華區財務總監的肯定和嘉獎,相關業務部門也開始對我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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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普期間,我還參加過一次別開生面的會議。2001年4月26日,在全國稅務系統第十個宣傳月里,北京市海淀區地稅局組織了一次稅法宣傳活動,邀請了很多中國演藝圈的知名人士,還有一些著名企業的財稅負責人,就“稅收與公民”這個主題進行座談。記得參會的文藝圈大腕有馮小剛、蔣大為、李瑞英、董浩、陳志等十幾人。那些與會記者,會務人員、還有稅務官員都圍著這些明星們,忙著簽名和合影,就連會議室的窗戶也是擠滿了觀望的人頭。文藝圈和企業屆明顯分為兩界;文藝圈的代表穿的五顏六色,非常的隨意和自我。而企業屆的代表全是西裝領帶,非常的正規和低調。我有幸代表惠普(中國)參加了該會,這是我第一次這么近距離地與這些大腕們面對面地交談和溝通。當時,我旁邊坐的正好是馮小剛。我給馮小剛禮貌地遞了一張公司的名片,馮小剛接過名片后,馬上接了一句:“閃閃的紅星,好名字,記住了。”然后他說,他沒有名片,向我又要了一張名片,在我名片的背面草草地簽下了他的大名,并留下了他的手機。馮小剛還說:“以后想看我的電影,就打我手機”。我對那次會議印象就是一場文藝圈的個人秀。那些明星們一邊表態;他們是社會公眾人物,要帶頭示范交稅。同時又一邊在抱怨;個稅太復雜,稅負太高,實際上他們的收入并不高,不要總是盯著他們搞新聞。我們這些參會的企業財稅負責人本是國家主要納稅人的代表,卻都被冷落在了一旁。還是主持人比較客觀和理性,打斷了明星們的搶鏡,提議還是讓企業的代表也發個言,說一下…….那次會后,估計馮小剛已經記不起我了,至于馮小剛的手機,我也是非誠勿擾,從來也沒有打過。多少年后,社會的輿論導向和大眾的熱點關切才開始轉向那些埋頭苦干、精誠奉獻的科學家、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基層勞模們,想想那次“稅收與公民”座談,這才是應該回歸彰顯的主題和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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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普(中國)那個時期,我非常有幸地趕上了當時歐美企業在中國剛開始的本土化,在惠普(中國)的稅務崗位上,我能很早就獨當一面,使我得到了企業經理人國際化的規范鍛煉和快速成長,更讓我體驗到了“惠普之道”的企業文化熏陶。在惠普,我發現:只要自己能夠被信任、被關愛和被鼓勵,其實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閃光的善良和自律,進而被激發出超常的奉獻和努力!這就是一個世界級企業基業長青的基因,企業文化的偉大力量!

在我離開惠普很多年以后,我看到市面上流行著一本書,那是當時我在惠普(中國)工作時,時任市場總監高建華先生寫的。高總在惠普(中國)工作了15年,最后做到助理總裁、首席知識官。他離開惠普后,將他對惠普的所有感情凝結成了他的書名-《笑著離開惠普》,我想說,我也是。

作者系“一帶一路”稅收實務資深專家,北京稅海之星稅務咨詢有限責任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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